新中国私企第一人：见证私营经济“光彩”路

个体户也有春天 1980年我30岁，刚从部队转业，被分配到大连市文化局。当时正逢大批干部、知青从干校、农村返城，工作岗位十分紧张。我在家整整等了八个月，却迟迟没有盼到给我安排具体工作。苦闷、煎熬、度日如年，那种滋味只有自己才能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