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时期电影中,父权话语下的女性规范得以重建,并被赋予了更多的意识形态指涉功能。这一时期的银幕女性恢复了传统意义上的弱者形象,大多扮演着双重角色:伟大的母性和耻辱蒙羞者。即使在那些具有鲜明的女性标记导演那里,作为重建意识形态的祭品,女性的主体镜像依然是受制于主流文化的客体,电影中的性别叙事和女性编码也并非与男性视域形成必然的话语对立。她们的努力和最终悲剧性的逃离使其注定只能成为解析中国女性文化和现实困境的症候性文本。
出处
《剧影月报》
2018年第5期8-11,共4页
Drama and Film Journal
基金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陕西地域文化资源与影视产业开发研究”(编号:13J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