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南宋湖湘學脉之形成與其發展

The Formation of Hu-Xiang School in the Southern Song Period and Its Development

湖湘之学自胡安国以来，可继承之传统有二：一为经史之学，一为性理之学。经史之学方面，可注意之焦点有二：一在重视经史之学之当代性；另一，则是於历史成败之探讨中，着重分析决定历史发展走向之历史人物及其影响。至於性理之学方面，则可分述为二：就哲学系统之建构言，安国之以“不起不灭”为心之体，“方起方灭”为心之用，“心”为无所不有，谓“物物致察而能一贯”有三境，以及合“操存”与“省察”为一；凡此诸项观点，确实具有於程颢、程颐之外，另辟一径之空间。其後胡宏於“生成”义，说“性”之遍在，而仍於“终极”义，释“性”为“有限”之论法；乃至主张一切“存有”之内部，皆内涵一特殊之具有形上意义之“存有因素”，此一特珠而遍在之因素，与“气”之形构条件结合，形塑为“性”、“心”展现於气化整体之成囚，从而有“性无善恶”、“心无死生”之表述，皆是一种企图於宇宙构成论与存有学方面，向前推进之努力。其发展，并非无成功之可能。而在义理学方面，由胡安国“心”之体、用说，落实为合“操存”与“省察”为一；此一路向，发展至胡宏，有“智”、“仁”合一之论，乃至“圣人执天之机，惇叙五典，庸秩五礼”之说，亦是一大推进。所难者，在於其所建立之“心”“理”合一之论，由“识仁”始，即须有一“能观”之位置；此点对於一般儒者而言，不易理解，亦不易掌握。以张拭之为胡宏高弟而不免为朱子所动摇，仅残余一种“体用论”之诤议；即是显示此项困难。张拭之後．湖湘弟子有从陈傅良、戴溪游者，而如胡大时，且犹疑於朱子、陆九渊之间；以是於性理之义，其学无得而再传，亦是实情。故就朱子而言，得吕祖谦、张拭之助，乃其成学之历程中，属於积极之因素；然张拭因朱子而受注意，湖湘理学之传，却亦囚朱子、张拭之讲论而逐渐模糊化。理学之成系，以历史发展之结果论，实亦仍止有程朱、陆王之形成对峙，真正具有“导引”之力。故就“理学”之严格义言，湖湘之学乃发源於胡安国，拓展於胡宏；其功不专在胡宏。而张拭之不足以继承其脉，乃湖湘之学虽仍重视性理，却无法形成明确之“学派特质”，仅能凭借“议题关注点”之特殊走向，发展成为地域性学风之原因。唯若就“儒学”之宽泛义而言，则湖湘之经、史，乃至其重视“性理”之观点，历元迄明，其风习不少衰，不仅支脉分衍各有传承，其於南宋所形塑之若干特色，即於其後兼受阳明学之冲击而复杂化，亦仍有所延续。特须另有大儒，出於其间，将之涵融而出新，乃能见出力量。明末王夫之之崛起於衡阳，於理学另创新局，彼受世变之激励，由经而史，以之深透於性理，彼之所论，不仅具有一种变未子之“静态形而上学”为“动态论”之势能，彼基於“历史哲学”之观点而提出之独创之“理势论”。乃至於“事变”中见“人物”，於“群体”与“个体”之关系中，辨析“事理”与“事理中之义理”之眼光，皆非已有之理学、心学之旧轨，所可概括。此点显示：南宋以後，湖湘於儒学之积蕴，乃至彼所受多方文化因素之影响，实有其属於一地之独特性，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