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雅:宋人对古铜器的“文人态度”

Classic and Elegant:The “Literati Attitude” to Ancient Bronzes

王国维晚年曾提出,宋代金石学的高度成就不止源于对古代知识的追求,还源于一种鉴赏的兴味。这种兴味类似于他早年曾谈过的由古物自身的遗世之感以及基于修养的审美判断结合而成的"古雅"趣味。在北宋,这种趣味不但体现在铜器铭文对书法艺术产生的影响上,也体现在文人与铜器的"相处"方式上。苏轼所代表的一派文人反思铜器被权力利用之不当,用颇有庄禅意味的辞藻描绘用铜器饮酒的旷逸,而吕大临等新儒学学者则在批评古铜器滥用的同时,也将仿制的铜器用于日常。在流传至今的两部北宋金石著作里,与吕大临谨严的《考古图》不同,徽宗朝的《宣和博古图》有一种明显的"美学考鉴"倾向。通过风格来断年代、通过颜色来断真赝的方法,虽然并不科学,但却形成了一种对古铜器的幽赏,为其作为后世鉴赏对象定下基调。"古色"的观念正是诞生于这种幽赏,甚至影响到南宋诗人对自然的描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