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抑佛政策之定型與鞏固——基於貞觀十一至十六年間幾個佛教事件的考察

The policy to control Buddhism in the early Tang:Some cases studies

貞觀十一年,李世民以長安城中的一次佛道論争爲由,下詔强令道在佛前。此舉引起僧圑的激烈反應,他們先是各陳極諫,接着普光寺慧滿率兩百僧人以激烈的方式詣闕陳諫;稍後,大總持寺智實攜十餘大德跟隨李世民東巡車駕,直至潼關上表陳諫,後被强令駁回,無奈接受。十三年,法琳被誣入獄,案情一波三折,法琳最終免死徙蜀,李世民遂借機颁行《遺教經》,加大整頓僧國的力度。十四年,他又下敕普贵京寺。這一系列針對佛教和僧團的整頓措施,標誌李唐抑佛政策的定型。貞觀十五年和十六年,李世民兩次在弘福寺爲太穆皇后設齋追福,在宗教訴求之外,也有借機安撫僧團之意,而其抑佛政策並未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