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发生在道光十八、十九两年的新喻漕案,是因征漕而引发的重案,官府兴大狱且以用兵而告结。而该案留下数十件档案乃至判决,属于官方的“表达”。而新喻民众五次京控留下的“呈词”,与官方档案形成截然对比。作为署理县令,包世臣是新喻漕案最直接的当事人,他在个人文集中留下了诸多前两种“版本”所不载,但能够与之相互证伪或证实的重要文献。特别是他的“密禀清折”,不但文献价值极高,而且最难得的是,它将新喻自嘉庆以来至道光二十年近半个世纪,官府是如何逐渐加重纳粮户的负担,以至民众从温和而合法的上告进而发展到聚众反抗。与绝大多数州县官的做法不同,包世臣力图减轻民众的负担,这也注定了他的悲剧结局。新喻漕案是嘉道社会危机总爆发的前奏。该案对于解析清代中叶官民冲突具有典型意义,也是少有的“文献互异”的标本。
基金
本文是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清代官民冲突研究”(项目编号14FXA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