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袁枚的"性灵说"与"公安三袁"的"独抒性灵"并无承继关系,性灵与考据学并非二元对立。乾嘉学者重考据,但也热衷于讨论性、情的命题。袁枚对性、情的议论没有超出学者的范围,但学者论述的是"性情"的道德属性,袁枚论述的是"性情"的自然属性;学者强调性情之"正",袁枚强调性情之"真"。袁枚与学者依据相同的经典,使用同样的论述逻辑,处于同一个话语系统当中。袁枚以文人的方式参与到时代的学术潮流中,与学者共同发出解构性的言论。性灵诗论呈现出爱综合、各方面都不偏废的辩证特点,既符合《中庸》"诚"的精神,也具有辩证的中庸特征。袁枚浸润了考据学的解构精神,并将之贯穿到诗学观念中,在乾嘉考据学的氛围中展现出属于自己的诗学世界。
出处
《中国语言文学研究》
2016年第2期94-103,共10页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