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指出,电视及其媒体文化的形式在构建当代的认同性思维和塑造思维、行为等方面起了关键的作用,为当代世界的认同性提供了模型。新加坡实行“发展新闻”传播制度,强调媒体要服务于国家发展,只赋予媒体有限的自由。在传播日渐全球化的背景下,新加坡华语电视剧并不强化其对外输能力,反而愈发“收敛”。电视剧的题材内容与价值导向收编于该国特殊的“威权政治”与多元种族社会,以发挥其维系族群认同、建构国家认同的驯化作用。
出处
《青年记者》
北大核心
2018年第33期93-94,共2页
Youth Journalist
基金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