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民族志降于西方,西方范式引领在先,从演化阶段观之,'主位与客位''科学与艺术''实证与阐释'等二元对峙的阴影一路相随。无论以'科学—实证'为圭臬,还是以'艺术—阐释'为主旨,'我思故我在'的认知传统难以'透彻'中国文化之性。鉴于此,彭兆荣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天地人'三才、三维、三位的形制,创造性地提出'体性民族志',颠覆了西方传统的二元结构,将民族志中国化问题带入了一个更广阔的研究领域。然而,我们不能盲目将其捧为经典,应回归到人类学的本质,在比较视域与反思意识的基础上审视'体性民族志',使其日臻完善。
出处
《文化遗产研究》
2017年第1期79-87,共9页
Cultural Heritage Stu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