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嘉靖以来,君权的嚣张,阁权的更迭,其结果是一步步加剧了士大夫的离心;而万历朝的政局更为诡谲多变,以至于百官相互攻讦,门户之祸大起,可以说,当时言官与政府势同水火,其根本原因已不在于具体事件与具体个人,而在于整个体制的崩坏。相应地,从沈汉因嘉靖初李福达之狱而断然弃官以来,至其子孙沈嘉谋与沈侃,三代人的出处选择直接影响了沈璟。沈璟在父辈期许下,少年登科,因立储疏而名满天下,又因卷入顺天府试案而弃官家居,在历尽宦途风波后,深感才高受嫉、是非难明,沈氏最终萌生出一种彻底的绝望。他的以词(曲)为隐,一方面,试图以重构曲学来重新接续诗文复古的精神;另一方面,却以寄遁曲学消解了复古诗文之道;最终,又以了断尘缘消解了曲学之道。从今天来看,沈氏考音定律的意义更在于学术本身,他的复古尚元实际上是用治史的方式,而且是考据(源)的方式来治曲,《南九宫十三调曲谱》的出现,也正是晚明博学考据之风渐次兴起的表征之一,也成为晚明曲学独立的标志之一。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明代乐学与曲学研究”(项目批准号:11BZW060)
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项目“《明史·乐志》及相关音乐文献之笺证”(项目批准号:051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