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理必”与语言研究的科学属性

章太炎先生说:'一二三四之数绝,而中夏之科学衰。'其实,西方当代意义上的科学到了16世纪的伽利略(1564—1642)时期,才有了质的飞跃。而几乎同时的中国朴学(顾炎武1613—1682、戴震1724—1777、段玉裁1735—1815、王念孙1744—1832等),也同样孕育着科学的要素。(胡适1967)~①然而,什么是中国传统学术中所蕴含的深层的、可供继承发展的科学要素?它对今天以至将来中国学术的独立发展有何借鉴的作用?这些问题进入当代以后便鲜有问津者。人们把注意力转向了西方,似乎当代科学(不是技术)与中国本土的传统学术(或古代学理)两不相谋('中西学术本无通途'——章太炎)。本文提出:科学的原理在'理必',而乾嘉学者划时代的发明与贡献,正是其'理必之学'。本文试从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学探索科学属性的本质特点,同时从乾嘉学者的训诂考据发掘科学理必之要蕴。大量的事实表明:乾嘉的语文考据之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推演逻辑和定理派生系统(An overt axiom system that theorems are derivable from it,Robert Lee 1957)'的科学探索。譬如'古无轻唇音'(钱大昕)、'同声必同部'(段玉裁)、'《尧典》古本必有作‘横被四表’者'(戴震);'凡居奥者必东向'(胡培翚);'于音寻义,断无飞而下日‘颃’者'(段玉裁),等等,没有理必的根据是得不出如此确凿的结论的。本文认为:'理必'是'演绎'的结果,是中国传统学术走向当代科学的起始之步,也是中华学术科学发展的历史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