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公开讲演中指出:“自汉以来,中国学学问上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现之金石、书籍,于学术有大关系者尚不与焉,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现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