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世纪30年代的卞之琳和20世纪40年代的冯至,在时代主流话语与诗人个体自我之间的激荡中,他们所确立的不同的诗性主体既显示了所处时代的主流话语,又与他们的个人气质和思考相关。在他们的诗歌中,"我"和"我们"的不同人称的选择成为了分析其主体命运和态度的中间环节,从而也成了阐释、解析诗歌的一个切入点。就卞之琳而言,在他的诗歌中,推动诗的动力不是理性逻辑而是情思运动节奏,本源是"我"的个人化写作,但选择何种人称,是经过诗人的知性思考特意为之的,其知性主要体现在技术建构的精致;而冯至的诗歌中,虽然拒绝放弃自己的自我存在与探索,但"你"、"我"却无意走向"我们"的融合,其知性主要体现在底蕴方面的淳厚。而他们的选择都蕴涵了时代的声音,并且与他们诗歌的品质浑然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