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鲍曼笔下的大屠杀因素,笔者把它们归结为两个分析的向度,即行动者理性和技术理性。本文所要论证的是,在鲍曼的理论体系中,行动者理性与技术理性,并不是大屠杀的充分条件,只有通过对道德弱化淡化之后,才能成为充分条件,而为了避免我们在讨论过程中可能纠缠在现代性道德虚无中,文章最后一部分,从鲍曼的后现代解决方案出发,对后现代的伦理建构略作讨论。
出处
《改革与开放》
2017年第6期38-39,42,共3页
Reform & Openning
基金
广东开放大学省级品牌专业名师工作室
粤开大人(2016)2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