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民族想象的疾病隐喻——以墨白中篇小说《光荣院》为例

著名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论著《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具有哥白尼革命特质的独特观点,他把民族、民族属性与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作为研究起点,而民族这种特殊的人造物就是“想象的共同体”。所谓“想象的共同体”这个称谓并非“虚假意识”的产物,而是一种社会心理学上的“社会事实”。在安德森看来,“民族”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最初而且最主要是通过文字来想象的①。既然“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肇始于文字,而其发展及嬗变的历程,也必然离不开文字的功能。文学文本作为文字中最典型而且最易于传播的一种形式,一方面映现着民族的衍生、发展、衰颓乃至消亡,另一方面也对其兴衰荣辱起着不可忽视的传播功能及促进意义。对于中国读者而言,易卜生之于挪威、安徒生之于丹麦、塞万提斯之于西班牙、乔伊斯之于爱尔兰,均发挥着构筑其民族形象的重要作用。而国门之外的文学受众,也大多是通过鲁迅、林语堂、老舍、巴金、高行健、莫言等诸位文学名家的典型文本,来通过“想象”建构他们心目中的华夏民族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