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形式的诗学--评特里·伊格尔顿的《如何读诗》

一、从被遮蔽的形式到文学批评的危机按照知识社会学的考稽,20世纪形式主义文论的兴起,同现代学科教育体制有着莫大的关联。随着西方现代社会分工的细化,大学学科的分立,学科自身的独立性渐渐凸显出来,并因此形成各自的研究畛域。“对独立的文学学科(诗学)及其纯粹性的追求”,既是文学作为一门学科赖以自立的基础;同时也让一部分学科体制内的文学研究者,在现代主义文艺思潮越发勃兴的历史语境下,充分吸纳西方诗学传统与康德美学,迈上了一条开掘文学语言与形式的研究之途。[1]先是俄国形式主义率先揭起追求“文学性”之旗,接着便是英美新批评让文学批评重获“激动人心的独特尊严”[2],并因此成就为20世纪文学研究的典范;而后,结构主义更是席卷欧美大陆,对西方整个人文科学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从文学研究内部来看,在素有“批评的世纪”之称的20世纪里,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等汇流而成的形式主义文论流派,的确成了“现代文论中最重要的方法来源”[3]。然而,随着20世纪60年代文化理论的兴起,无论是英美的新批评,还是法国的结构主义,均在理论的“霸权”之下败下阵来。败阵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这些形式主义流派自倨于文本(形式、结构),而忘了世界(历史、政治)。斯坦纳就曾对新批评表达自己的异见:“诗歌语言脱离历史背景和语言环境,以某种方式‘标准化’,变为永恒的东西……我觉得这一观点缺乏说服力。”[2]第二版序2盛极一时的结构主义,也因为196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最终走向了解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