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我今年88岁了。10年前,有人问我高龄,我回答说:年方30。现在问我,我回答说:不惑之年。我说的是学术年龄———真正坐下来从事学术工作,也就是这40年。人的一生,正如人类历史发展一样,也会有一些关节点。1978年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重大的节点。这年十月,我回到复校后的中国人民大学原单位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所工作。当时,我面临的是躺着混日子,还是爬起来继续前行,对此,我有过内心斗争。从1976年到回到人大前这两年多时间,我曾经反复读《庄子》和《报任安书》,思想很消极。当时我写过一些充满消极情绪的诗,诸如“莫谓无才虚此生,才高未必即有成”“林秀风摧难为栋,野草轻贱吹又生”之类的东西,灰心得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