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反映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动态的“古镜”更光彩夺目——《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年鉴·2014》后记

在财经大学从事世界华文文学研究,难免被人瞧不起,如某文化名人在其发行量极大的自传《借我一生》中,这样蔑视笔者:古先生长期在一所非文科学校里“研究台港文学”,因此我很清楚他的研究水平。一位文友建议我回应他:某文化名人长期在一所非创作单位上海戏剧学院从事散文创作,因此我很清楚他的写作水平。不过实事求是地说,由于地域和环境的制约,完全没有背景的人在非名牌大学尤其是不在闽粤这样的非沿海城市去追踪华文文学发展现状,或作台港澳文学的课题,困难肯定不小,至少资料难于收集,且缺乏同行切磋,因而我只好经常外出开会“取暖”,以至被“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监事长刘登翰戏称为“无古不成会”,现代文学史料学专家钦鸿则在《人民政协报》上著文《逢会必到古远清》。好在我不是华威先生,每次开会我都会提交论文或作大会演讲或小会发言,如2014年年底在珠海举行的“中国小说学会”年会上,我赶写了《偷渡作家:从逃亡香港到定居珠海》的论文。这类文章由于敏感度高,要发表颇不容易,好在有一位四川大学教授为我打气:“偷渡作家这个选题极新,若写出来是全国第一。”因而我在发表前把它收入这本年鉴的“备忘”中。顺便说一句,这一栏目不太符合年鉴的体例,我之所以这次又保留它,为的是体现这一原则:“年鉴”和文学本身一样,是充分个人化的事业。它不靠钻营,不靠趋时,不听从长官意志,不让商业利益和学术权力插手,也不去应付各种检查报表和烦琐得令人头痛的经费报销。它完全取决于编纂者的独到评判和私家选择,以保持学术尊严和彰显个人风格。有一位教授对此颇为认同,认为这本年鉴最好看的文章就是“备忘”。原香港作家协会主席黄维樑则在《古镜记:读古远清编纂〈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年鉴·2013〉》一文中,称这类文章为“古镜”中的镶边纹饰。另有一位教授给我发的电邮中云:“这本年鉴史料和理论兼备,是华文文学研究的一部集大成之作!其中对‘争鸣’‘备忘’等内容的选择,有鲜明的理论意识,也体现你的性情与风格。”另一位台湾学者来信曰:“此书是自有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以来的第一本年鉴。作为编者,你资料收集十分丰富,全面地反映了到2013年为止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历史和概貌,对今后的教学、科研、论文指导等都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令人一册在手,收益无穷,希望能继续编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