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般认为,古希腊雅典城邦与家庭的截然分立,奠定了公共与私人的最基本界限,并自然而然地将男人与政治、女人与经济对应起来,维护了性别差异在自由与平等面前的“合法地位”。在希腊人看来,城邦是一个公共空间,享有雅典籍的成年男子才有“公民”资格参加“广场会议”,商榷城邦公共事务,从而天然地将女性排斥在了公共生活(或政治领域)之外。她们被束缚于家庭这个私人领域,从事与人的生命过程相应的物质生产活动、经济事务。得益于古希腊资料的持续引证,阿伦特从劳动、工作与行动三种根本性人类活动的划分出发,突破公私的二元传统,勾勒出私人、社会和公共的三种领域类型。在她看来,“公共性”是公共领域的核心,要求“任何公共场合出现的东西能被所有人看到和听到,有最大程度的公开性”(阿伦特,2009:32),要求一个超越地球与自然的“世界本身”,并呼唤“无数视角和方面的同时在场”(阿伦特,2009:38),公共领域成为了无数人在场、竞争、激辩、讨论的政治空间,这是对雅典城邦政治的继承,却打破了城邦视阈下的地理束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