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正史制度类志书在魏晋南北朝经历了若干转变,如"百官志"出现并取代"百官表","舆服志"成立,以及"郊祀志"遭到取消等。《宋书》的《百官志》《礼志》在此类志书的发展史上居重要地位。本文详细梳理了《宋书》二志的资料来源,指出沈约的取材对象不只包括典章和史传,经注、诗赋与诸子都在其检索范围内。搜罗广泛这项特质,植根于南朝贵博尚通的学风。另外,沈约不满足于搬运、转述史料,他频繁地同记叙对象展开对话,力图为制度的进展提供深刻的阐释。强烈的研究性实为《宋书》二志的又一特色。这是制度书写在南朝走向成熟的结果,同时也跟沈约对于官制礼仪的学术兴趣密切相关。
出处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CSSCI
北大核心
2018年第6期35-46,共12页
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