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民初广州商务总会到总商会的演变过程,背后透视着官商合力对商会努力改造的印记。随后广州商会屡次参与平息纸币低折风潮,参与调解地方税收税种、税率和征缴范围,官商表现出合作与冲突的双重面相,其具体表现为若税负合理,商会则协助政府征税,表现出合作的面相;若税负过高,商会则向政府抗诉或请愿等,官商可能出现冲突的面相。同时商会在中美商界经济交往中起到纽带作用,因此商会在对内地方经济治理、对外促使商贸交流两个层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充分体现了商会在商言商的经济职能。该时期广州商会在经济领域表现相当活跃,发展势头和商界影响力逐渐"超过"七十二行、九大善堂等传统商人团体。
出处
《民国研究》
CSSCI
2018年第2期60-71,共12页
Studies on Republican China
基金
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近代广州商人团体组织变迁研究(1903~1949)”(18CZS06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