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深汕特别合作区从停滞发展到腾飞发展,表面原因是体制机制的转变,但根本原因是深汕双方合作动因从对口帮扶变为东进战略,其动因驱动力从弱变强。建设初期,深汕特别合作区的合作初衷以扶贫为主,深圳合作动机不强,且缺乏有效的责权利分配机制,制度红利无法体现,致使2011-2016年深汕特别合作区几乎没有实质性发展。2016年,深圳提出实施东进战略,将深汕特别合作区作为东进战略重要节点。此时深汕合作动因已发生改变,深汕特别合作区得到深圳高度重视。2017年,在深圳极力推动下,深汕特别合作区实行由深圳单独管理的“飞地模式”,发展能力得到大幅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