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民主与法制》躬逢其盛与有荣焉

1980年9月,我还在上大二。一天中午,我在操场上散步,忽然听到学校广播里在播岀一篇名为《从“国际歌”和“东方红”谈起》的文章。文章大意是:“国际歌”告诉全世界无产者“从来也没有什么救世主”,可是我们同时在唱的“东方红”却说“他是人民大救星”。这是显然相反的两种观念。“救星”观点,是带着封建烙印的小生产者农民的观点,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民主观截然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