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与儒学研究》专栏特约主持人按语

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理事长谢遐龄教授早年精治康德有成,赢得久远之声誉;其后在中西哲学比较领域也颇多学术创获,影响力深广;晚近则倾心于儒学研究,经常有甚为独到的见地。谢先生对董仲舒历史地位的理解显然很有一番新意。在他看来,上古中国的原始宗教是一种宗法性宗教,没有独立的教团体系,不能称其为“制度性宗教”,而只是一种“弥漫性宗教”。皇帝出面主持祭天祭祖,意味着宗教活动已被纳入治国活动,祭祀的主体是国家,而不是儒家。国家宗教的教主是身为天子的皇帝,而不是孔子或某位大儒。在秦汉社会整合大潮中,武帝在着手宗教整合时,曾向儒家寻求理论支持,求教于董仲舒。武帝所谓“独尊儒术”,只不过是确定了儒学为“国家宗教的唯一阐释者”的中心地位,千万别多想。董仲舒是智者,是理论家。天子要了解天意,咨询怎样知道天意,理论家则提供学说。“董仲舒确实在为国家宗教工作,然而他的工作并非把儒学建设为宗教,而是吸收各学派精华发展儒学,论证、阐释国家宗教”。董仲舒的一套天道理论“是为国家宗教建设神学体系”。其学术贡献则在于论证三代改制不变道(“天不变道亦不变”),确立了天高于“五帝”之神祇体系。董仲舒所提供的儒学,其宗教性非常显著,但本身却还不是宗教,而是神学。故儒者的地位则只能与犹太教的拉比相近。这些见解匠心独运,颇能令人耳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