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上海"沦陷"前后,李红的公众身份不断变迁,并呈现出以明星、舞女、贤妻与地下工作者为主的、具有较大差异性与张力的多重媒介形象。抗战胜利后,大众媒介充分发挥着自己的建构性作用,有意识地将李红塑造为符合民众心目中所想象的爱国爱家的贤妻形象,而选择性地遗忘了她曾经被诟病与批驳的舞女形象。如果说英雄叙事满足的是战后大众重构强烈的国族身份认同的集体心理,那么贤妻叙事指向的则是伦理道德秩序遭受战争与新文化冲击后亟须恢复的男权社会秩序。在两种叙事之后,更深层次上发挥着主导作用的是消费文化逻辑,它再一次凸显出女明星被凝视与观看的客体属性。
出处
《当代电影》
CSSCI
北大核心
2019年第5期102-107,共6页
Contemporary Cine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