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旧中国,太子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过于密切地参与政事,使得储权膨胀,从而引起骨肉相残、同根相煎的惨剧屡见不鲜。在汲取以往教训的基础上,结合“与士大夫共治”的统治特点,两宋君臣在先后淘汰皇储尹京、太子监国之后,最终将侍立参决确立为太子的从政方式,以兼顾对太子的培养和防范。宋代群臣对太子从政的态度之所以发生转变,是因为脱离从政训练会使皇储教育拘泥于训诂章句之学,成为经生学士之学,治国之道空洞无物,而侍立参决则能解决这一问题,从而妥当地贯彻帝王之学的“体用兼贯”。太子究竟以何种方式从政,多数情况下是各方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自宋以来,统治者在王朝建立之初便受制度惯性的驱使,以监国古制为太子的从政方式,后受政局变化、治国理念的影响走上不同的发展路径。元人入主中原后,由于无法摆脱游牧民族历史传统的影响,汉法新制与蒙古旧俗并存,汉法派与保守派不遗余力地在权力争夺中左右制度的发展路径,导致皇位争夺不断。而明代在政局的影响下,利用太子监国去挤压丞相的权力空间。清代则在康熙认识到帝储分权的致命威胁后,令太子在皇帝的指导下赞襄政务,再次采取类似侍立参决的从政方式。
出处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2期91-101,共11页
Journ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Light Industry:Social Science Edition
基金
郑州轻工业大学博士科研基金资助项目(2017BSJJ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