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为中国文化的本体,"道"应归诸"第一哲学"范畴。它看不见摸不着却是决定存在的存在和制约规律的规律,所以道本身乃具有非具象性和终极性特质;又由于一旦被赋予实际的信息道就会变成废话,所以,有欲直求衣食饱暖、人伦日用和吉凶祸福于道者,总不免会空手而归。可自从《易传》"兼三才而两之"被解作"三才,天地之人道"等意义后,人仿佛变成了万物的尺度,生活在可感可知世界中的人们,也都笃信只有人才具有"能近取譬"的证道能力。于是,当通过实际生活所体得的经验之规(术)与形而上思辨得来的抽象之理(道)难以契合甚至发生乖悖时,人们便很难切实体认老庄的"道术不离""道通为一"和程朱的"理气一元""理在气先"等观念,更无法理解"无用之用"便是"全体大用"之类的无条件辩证法。不仅如此,道所具有的"超验"属性及其体道者"妙处难与君说"的非常感受,还很容易被经验世界处理成令人费解的玄学和不可思议的空论。在前近代东亚学界,围绕着"道"与"术"这两大基本问题,曾对撞出两种不同的哲学类型和相异的哲学传统,即以中国为代表的"道本术末"理论和以日本为代表的"化道为术"范式,以及两者间所形成的对立和背反。
出处
《日本学刊》
CSSCI
2019年第B06期96-100,共5页
Japanese Stu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