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易传》出自儒家说和道家说,都忽略了一个潜在的事实,即公共知识资源对《易传》的影响。与“易传”相比,“易说”更符合战国时期解《易》文本的称谓。结合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可知战国时期存在三种“易说”的基本形态:“卜筮预测易说”“伦理道德易说”“阴阳消息易说”。这三种“易说”不仅映照出《易经》在战国时期的传播形态,而且也昭示着今本《易传》的形成并非出自儒家、道家等某一学派,而是战国知识界共同努力的结果。
基金
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课题“战国时期六经文本的衍生与定型研究”,项目编号:17GZGX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