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论语》中“文德”“吾道一以贯之”“学以致其道”三个词语出发,研究它们对刘勰、韩愈、苏轼、二程等的影响,足资证明《论语》是后世载道观的伟大源泉。从孔子提出“文德”,到刘勰论述“文德”,已经实现了从“文的礼乐论”到“文的本体论”的转换;孔子提出“吾道一以贯之”,“贯道”仍是“贯礼”,韩愈及其学生李汉则将其文学化,“贯道”是在平衡地处理“文道”关系,并取得了“贯道”与作文的双丰收;孔子主张“学以致其道”指向的是国家治理的根本“大道”,二程将艺术创作与致道相对立,致道是为“修德”,所以不及“文”的艺术性问题,苏轼则强调“文”与“道”结合,表现“道”亦演进为表现日常生活,其骄人的文学成就证明了言道、致道、载道一样能创造伟大的艺术。在创作中肯定“道”的重要性,并不必然地减弱文学的审美性。
出处
《学术界》
CSSCI
北大核心
2019年第7期125-132,共8页
Academics
基金
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文以载道’观的发生、嬗变与当代价值研究”(批准号:18AZW00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