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棠棣之花》的历次修改均对应着现代中国的“危机时刻”。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历次修改中,聂政的“暗杀”色彩消失,聂嫈和酒家女的“扬名”之举得到凸显。这些修改对应着晚清以降的革命者身份变迁,其中渗透着郭沫若用以对抗阴谋政治的“真诚”理念。传统伦理在剧中被更新为可以无限扩张的“最广泛的同类爱”,凭借极高的情感强度引发观众的普遍共鸣。但郭沫若历史剧并非简单地诉诸情感煽动,它的“诗性”与历史必然性相关。面对作为“战国时代”的抗战时期,郭沫若不是像“战国策派”那样意图效仿“强侵弱”的秦国,而是从小国弱国的历史中发掘出正义性与自由反抗的精神,为暂时处于弱国地位的中国找到了一条“弱中生强”的道路。
出处
《文学评论》
CSSCI
北大核心
2019年第5期98-106,共9页
Literary Re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