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袁编在“第四节汉代文学样式的嬗革及分期”中云:“两汉叙事散文在文体上有较大发展。司马迁的《史记》以人物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创立了纪传体史书的新样式,也开辟了传记文学的新纪元。”上文把司马迁的《史记》纪传体作为“在文体上”的“较大发展”明显不妥,因为所谓“纪传体”并非文学体裁的变化,而是史书记载方式的创新。《史记》是历史,并非“传记文学”,袁编处处想“出新”,便大言《史记》“开辟了传记文学的新纪元”。2015年,李秀华发表“袁编《中国文学史》教材研究综述”一文。该文云:第一编先秦文学《诗经》部分比起过去的文学史著作并未增添什么新内容,看不出新成果的积累,第三编魏晋南北朝文学缺少《文选》与《玉台新咏》两书的专节,第五编宋代文学关于理学对文学的影响多浮泛之论,且在具体章节的论述中未能深入,对周邦彦在唐宋词史上的重要贡献、地位论述也不够充分、明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