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亭》中《关雎》的意义

现在的研究对《牡丹亭》中杜宝、陈最良以《诗经》教化杜丽娘非常在意。不仅中国内地学者如此,境外学者也持类似的观点。大体说来,杜宝、陈最良以《诗经》教导杜丽娘,在学者笔下成了反面教材,是值得批判的行为。然而,有趣的是,《牡丹亭》诞生之后,明代的批评家却很少专注这个地方,就算是1618年臧懋循改本《还魂记》的批语、朱墨本《牡丹亭》的评语、1623年王思任《牡丹亭》批评本,这种便于在细致之处展开评价的评本都没有对此提出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