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持续地对极限增长与绿色发展表现出了积极的关切。追其缘起,乃是生态伦理的理念下沉进而逆次中层化、制度化的过程使然。此过程的结果引发了公共政策研究的环境转向和理论建构,其中包括非人类生态存在的主体资格、成本收益的计量工具和基于价值优先性的比较方法等等。不过,尽管政策分析为实现生态伦理在政策层面的转换提供了有效的工具,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生态伦理内在价值,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不确定性。
出处
《复旦公共行政评论》
2007年第1期195-208,共14页
Fud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