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对袁可嘉上世纪40年代后期的“新诗现代化”论述,如果不止于“民主诗学”的说明、辩护,而试图有所质询,那么就应该挣脱后来逐渐固化的论述方式,恢复对特定观念生成之时代位置、认识脉络的历史感知,与相关路径的比较、参照。本文认为,袁可嘉置身于平津学院、报刊构成的文化空间中,更多着眼于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的移植和“京派”诗学自身的代际传承,对于国统区另外的诗歌向度及解放区文艺,有所接触但缺乏内在实感。重新检讨其“民主诗学”的限度与可能,对于当代诗自我认知的翻转、重新打开,或许不无裨益。
出处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CSSCI
北大核心
2019年第4期129-139,共11页
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新诗传播接受文献集成、研究及数据库建设(1917-1949)”(16ZDA240)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