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泰山记》与义理、考据、辞章“相济”论

On “Harmony” between “Argumentation, Textual Criticism and Rhetoric” Exhibited in Travel Notes on Climbing the Taishan Mountain

成功的散文创作实践是桐城派得以成派并扩大影响的基础,对桐城派的研究不可忽视对桐城派散文本身的研究。桐城派创派理论家姚鼐的《登泰山记》名闻遐迩,但此文与姚鼐重要散文理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兼济”说之密切联系,目前学术界尚缺少准确而深刻的阐释。《登泰山记》创作于姚鼐辞官之后、南归前夕,姚鼐心头的风云激荡竟然在文中难觅踪影,这种不合常理的状况与其为文追求“雅洁”有关,其实,文中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山水自然、个体自由的喜爱,正是他辞官的原因之一,而这源自中古山水诗文、山水游记传统。作为宋明理学的信徒和倡导者,姚鼐自觉继承与弘扬宋代以来理学家于天地自然中感悟理趣、实现道德自我完善的传统,从而造成他刻意回避在文中表达激烈的感情而表现了淡定从容、圆融自足的心态。姚鼐将考据引入散文,貌似是表达习惯甚至有应对汉学家的策略考量,其实与他倡导“义理”的目的直接相关。《登泰山记》是桐城派散文理论与创作完美结合的杰出作品和重要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