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德占时期的青岛对于研究文化碰撞与交融,具有独一无二的样本意义。当时的青岛是一个复合式社会结构,德国殖民当局人为设置的等级制社会结构和青岛土生土长的传统社会结构相互叠加,形成了一个张力场。德国殖民当局等级制的社会结构乃是一种虚构,这种虚构之所以能够成立,来自两个方面的文化理念的支持,一是“种族主义”话语,二是“文明化”方案。基督教传教士虽然大多不是种族主义者,但他们却常常是“文明化”方案的执行者,同样将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作为陌生的“他者”,进行了虚假的想象,并尝试一种理想主义的传教试验。但是这种传教试验却因为来自中国文化和传统社会结构的抵制,而遭受到巨大的挫折。卫礼贤是一个例外,他对中国民众的人道主义态度、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以及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清醒认识,使得他能够真正融入中国,并发挥着其所代表的西方文化和基督教信仰的影响。
出处
《宗教与哲学》
2019年第1期314-328,共15页
Religion and Philoso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