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大明集礼》成书于明初,直至嘉靖年间才得以重刊。这与其本身已经颁赐有司,永为仪式并不矛盾;秘而不刊,更不代表《大明集礼》在嘉靖朝以前行用不力或未曾行用。通过一些细微的史料可以证明,嘉靖朝以前的《大明集礼》,并非置诸高阁的典籍,而是与其他颁降礼书一样发挥备查、备考的功能。《大明集礼》作为两朝《大明会典》撰修的重要参稽材料,为《大明会典》大经大法效力的确立提供了支撑。在形式、体例上与历代核心礼典一脉相承的《大明集礼》,作为明人心目中“美矣善矣”的一代典章和万世法程,是明人用以匡饬天下,乃至对周边藩属国实现“礼”的外交统治、精神同化的重要依据和手段。
出处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CSSCI
北大核心
2020年第1期159-169,共11页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