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李征先生是我的父执辈。1950年代,他还是位中青年,在新疆从事考古工作,跟我祖父时有书信切磋西域文史,一直持续到祖父去世的1966年。1970年代,林彪事件、尼克松访华之后,中国社会开始松动,北京的街名店名纷纷从“反帝”“工农”改回到“翠华”“百草”,李叔叔也跟着学术界最早“复员”的文物与考古,借调到国家文物局及文物出版社所在的沙滩红楼整理吐鲁番文书,并由历史所我父亲的同事马雍叔叔领来我家。红楼离东厂没几步路,他以后时常登门来坐坐。我对李叔叔很有限的记忆集中在这几年时间,八十年代他应该也来,只是那时众声喧哗,印象不深了①。九十年代跟父亲在饭桌上每说到他,只剩了摇头叹惋。
出处
《吐鲁番学研究》
2019年第2期34-38,共5页
TURFANOLOGICAL RE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