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古代农作物的交流对人类社会往往产生意外后果及连锁反映。18世纪以来,番薯、玉米和土豆等"外来作物"相继传入四川民族地区,对各民族社会产生重要的作用及深远的影响:川东南土家、苗及汉族地区,番薯、玉米及土豆改变了其作物结构及耕作方式,加快人口增长,为应对番薯等短暂"保质"而催生加工业及副业,"富余"人口在新行业得到"消化";凉山彝区,玉米、土豆加大了种植业的价值,增加人口,强化家族(家支)组织,因缺乏新行业"消化","富余"人口多向西迁徙;川西藏区,玉米及土豆丰富了作物品种,为移民留驻提供食材,交往交融,带来人口发展。新作物带来的新移民改变了清政府彝区政策。四川山地民族种食番薯、玉米与土豆所产生的作用及影响,成为推动两百年来西南山地民族持续迁徙的重要因素,可证并非"逃避统治者的自由",而是族际交往交融的互动带来的共同发展。
出处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CSSCI
北大核心
2020年第1期138-147,共10页
Journ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