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哲学意义上,现代社会发展从工业化时代向后工业化时代的过渡,意味着我们的时代与社会从生产社会跨进消费社会、从物的时代跨入符号的时代、从生产之境走向符号之境。在大学学术评价中,“A、B、C、D、E”式以及科研项目与人才项目等诸类等级的划分建构了符号对于学术的统摄机制,学术评价的任务交由某种符号去完成。其后果是系列符号充当着学术评价的“一般等价物”,并与高等学校组织、大学教师个体在高等教育场域中的地位、身份、资格、资源、福利、关系、生涯等发生着某种必然性关联,成功地塑造了高校组织与大学教师的符号属性与特征,由此造成“符号之抽象”与“学者、学术之剩余”。由于符号是一个不具备任何实质意义的能指概念,因而在实践中衍生出学术“好”与“坏”的辩证法,即很难去辨明何为好、何为不好以及何时是好、何时是不好,两者间已无清晰界限。要消解符号所掀起的空洞能指狂欢,有必要在制度设计上使符号隐匿起来,关注学术与学者自身所指,使学术与学者自身日益彰显。
出处
《高教探索》
CSSCI
北大核心
2020年第1期17-23,共7页
Higher Education Exploration
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2019年度西部课题“项目制支持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经验与推进策略研究”(项目编号:XIA190300)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