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董仲舒与何休虽然都是两汉公羊学大师,但其思想之间的差异仍很明显。从对《春秋》“宋人及楚人平”的不同诠释中,可以看出二人思想之间的差异:何休从“例”出发,极力辨析其非“实与文不与”,不与大夫专平;董子则从“义”出发,站在仁以行权的角度,褒扬大夫专平的行为。董、何之间的这一差异,一方面是由于其所处时代不同,何休面对日趋分裂的时代局势以及古文经学的挑战,更重视强调“尊王”大义,而汉初的董子虽然也有“大一统”的焦虑,但气魄显然更大。另一方面,也更重要的是二人对公羊学的定位不同,董子是借《公羊传》以阐发其儒学思想,何休则致力于将公羊学建构为一门发挥改制、新王大义的政治理论学说。公羊学的“非常异议可怪之论”导致了其千年沉寂,但在晚清大变局中又重新被发现和重视,何休功莫大焉。
出处
《天府新论》
2020年第2期26-35,共10页
New Horizons from Tianfu
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春秋》三传学术通史”(编号:19ZDA25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