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女吊》并非“朝花夕拾”风格之回归,而是特异形态的“故事新编”。女吊“复仇”精神实系鲁迅之“发明”,但其所谓“复仇”不具现实行动可能,仅存留于精神层面,这也是《女吊》叙事困境之所在。鲁迅将与复仇精神不相谐的女吊形象纳入复仇书写序列,很可能与他在陶元庆画作《大红袍》中得到的女吊印象有关,陶氏稍后为《苦闷的象征》设计的封面画几可目为《大红袍》之升华,鲁迅之复仇观亦深蕴此苦闷象征的个人化隐曲。鲁迅假托“民间”以祛魅知识权力司掌者的克里斯马光环,仅以“民间”为方法而非立场,他实际吁求的是超越一般精英知识分子,能启人“心声”与“内曜”的“一二士”。
出处
《文学评论》
CSSCI
北大核心
2020年第2期80-88,共9页
Literary Re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