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之于鲁迅的意义——由鲁迅《现代史》说开去

研究鲁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常常离不开“中—西”“现代—传统”的话题,关于这种框架的弊端学界已经讨论很多,不必赘述,但如何重新理解“中国现代”依然是个难题。关于“中国现代”的难,关键是没有合适的框架。既有的框架,不管是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还是他的弟子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现代中国”都是一个缺失的本体,或者说它是一个被预设的存在。在“冲击—反应模式”中,“现代中国”被规约为“前现代”的代表,所谓“冲击—反应”其实是“前现代—现代”撞击的一个案例。在柯文的理论中,“在中国发现历史”其实也掩盖了一个问题,那便是“中国”作为主体在不同时期被不同认知的问题,从古至今“中国”能不能成为一种方法?这种困惑也困扰着鲁迅研究,当我们将鲁迅置于“中—西”“现代—传统”中,得出的结论与鲁迅的思想逻辑之间有违和感,这就要求我们对“现代中国”有更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