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如果说作为哲学运动产物的现象学社会学保持了追寻“意义”的原初韵味,但无论是理论创新还是方法应用,它的进展均不太显著。从路向上来看,这种原因显而易见。而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进军现象学,或有不同之处。无疑,将二者打通,必须借助于双向运动。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追求意义之本真,韦伯的理解社会学凸显了行动及其主观方面,两位主观主义方法巨擘引领了一代潮流,追随者却多在操作化应用上迷失。行动与意义是一体两面式的问题,无法割裂开来,我们必须认清其统一性,这需要研究者在情境及结构比较中“设身处地”,理解行动发出的“理所当然”,从而解释其背后的可能意义。比较与类型学方法,不失为社会学可以提供的现实可移植的主观主义通用技术,旨在为行动与意义两者构筑想象的彩虹,如此一来操作化或可落地。
出处
《天府新论》
2020年第3期151-160,共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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