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晚清以降,西方文艺理论曾两次大规模涌入中国,深刻影响了现当代文艺理论的样貌,具体表现在文论观念的转型、文论方法的借鉴、文论议题的选择、文论热点的聚焦、文论教材的编写、文论著作的生产等诸多层面。在承认西方文论所发挥的理论启蒙作用前提下,必须直面引进惯性所带来的负面效果——无论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失语症”还是近年来“强制阐释”的批评,都表达了对这一状况的担忧与介入。在民族复兴的新时代背景下,我们应摒弃先前理论自卑、文化自卑、文化盲从的不良心态,坚定文化自信,立足中国问题,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坚持中国传统文论的创造性转化、坚持西方文论的批判式借鉴,以建构主义的姿态构建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最近几年,这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公共阐释”论即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一方面,它是在阐释学领域进行中国表达的有益探索;另一方面,在如何处理共时与历时的关系问题以及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上,它还可以深入讨论。
出处
《知与行》
2020年第1期51-56,共6页
Cognition and Pract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