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层制、规训及国家人本主义——论新冠肺炎疫情下世界级传染病象征域之新构

Bureaucracy,Discipline and National Humanism——On the New Symbolic of the World-class Infectious Diseases under the COVID-19 Epidemic Situation

新冠肺炎的防治涉及世界级传染病象征域的消极幻见和积极重构。首先,多国早期防治的决策失当可部分归因于现代科层技术在应对新型烈性传染病上的失效,对此有必要回溯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导致人的物化的反思,提倡一种扶植民权和健全人性的生命政治。其次,根据福柯笔下传染病治理的两大隔离结构,中国当下疫情的有效治理采用的并非从麻风病起源的古老排斥式隔离,而是以大瘟疫为背景的现代规训式隔离,只有后者才能应对世界级传染病危机。而在民主恋物癖、种族主义幻象或地域歧视的导向下,一些西方政府和国民在言行上错误地陷入了排斥式隔离或排华的误区。最后,桑塔格提出的疾病隐喻,不仅应是个人疾病治疗中必须清刷的政治压迫和道德攻击,而且应是传染病全球防治中需要建设的国家人本主义和世界共产主义新形态,这亦接近萨特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展望的“一切人的兄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