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抗战期间,在延安与生活书店的交往史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知识的逻辑,即当时的知识市场对唯物论辩证法抱有普遍的信仰。对这类知识和掌握这类知识的知识分子的推崇,促成中国共产党逐渐成为书店在知识和人事上的一种主动选择。同时,“干部”和“组织”在当时的环境里是一种普遍的观念与实践,它们共同引发一类有很强集体性质的团体与个人的兴起。1938年到1941年之间,生活书店的组织实践,是选择更有效力的制度以保证文化机构主体性的尝试。
出处
《现代出版》
CSSCI
北大核心
2020年第3期63-66,共4页
Modern Publis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