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城市紧急治理是非常时期的治理中止行为,这一中止行为承认,城市的核心——普通劳动者遭遇了损失。NCP疫情摧毁了城市核心力量,深刻影响了长期作为增长机器的中国城市的健康发展。暂时休克的城市机器同时面临着疫情防控与复工激励两个任务要求:前者从社会风险的研判入手,以社会静止的临时措施防止疫情的蔓延;后者以社会活力的激励入手,修复紧急治理中被部分损害的社会自治性与市场自主性。在疫情防控的中后期,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部署下,从沿海到内地,不同地区的城市采取了积极而有差异的地方性措施,既尊重“全国一盘棋”的整体性,也显示了我国治理发展的阶段性成果与区域性差异。同时,这一治理转变过程也显示出多目标的地方治理容易造成信息不清、尺度不一、协作困难、末端弱化等不足,这些既是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的现实基础,也是国家治理发展的困难所在。
出处
《甘肃社会科学》
CSSCI
北大核心
2020年第3期46-52,共7页
Gansu Social Sciences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特色特大城市贫困治理研究”(19BZZ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