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早期“感物说”注重的是所感地方的政教风化,“感物说”的感官性色彩由于“感”的原因当然是存在的,但不是很浓厚,“感物说”理性化、政治化色彩明显。“感于物而动”确实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学理论之一,但应该看到,魏晋以前“感”的主要对象是当时的国家政治教化,写作动因主要是政治性的。东汉的班固之所以要写《两都赋》就主要是政治动因而不是“感”的结果,因为当时一些人还对迁都洛阳耿耿于怀,还不停称赞长安而贬低新首都洛阳,因此班固要写《两都赋》为洛阳辩护。
出处
《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
2020年第2期147-148,共2页
China University Academic Abstra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