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严歌苓常常对以往的创作进行重新改写,因而同一原型在不同的时期也会有着不同的塑造。1986年《绿血》中的“黄小嫚”与2017年《芳华》中的“何小曼”虽然人物故事的内核相近,但不同背景下的两次书写,对比展现了严歌苓笔下女性形象从无以自立的“女儿性”向悲悯万物的“母性”的转变态势,为觉醒女性指明了一条“母性”出路。无以自立的“女儿性”是严歌苓经历三件人生大事后陷入“做父亲的女儿还是做母亲的女儿”的两难困境所导致的结果。随着文化身份转变,严歌苓在价值观的冲击与边缘书写的激发下,逐渐将潜藏的“母性”特质述于笔端,并愈加悦纳女性独特之美,以消解紧张的两性关系,达到了自我和解。
出处
《常州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3期22-27,共6页
Journal of C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Edition)